阿珍读初中的时候，家里除了幼弟，其他三个弟弟都已经在读书了，当她即将进入初三的时候，大弟也准备小学毕业了，家里开支越来越大，母亲难免忧从中来。她是个地地道道的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妇女，除了会种田、种地、生孩子，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想法。煮饭、洗衣服、搞卫生，自阿珍六七岁以来基本是阿珍做的；烧菜，自阿珍记事以来基本是父亲做的，母亲只会煮菜，也就是把菜往锅里一丢放水熬熟，只保证吃了不拉肚子的那种。父亲实在受不了母亲煮的菜，提了多次母亲都丝毫不改，孩子们不爱吃母亲煮的东西，父亲只好自己下厨，无论自己干活回来多累。慢慢的，母亲也乐得不用自己动手烧菜，坐享其成了。
阿珍想母亲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作为农村妇女大部分该会的都不会，不会整理家务，不会烧菜，不会带孩子，却偏偏遇到父亲这样的好男人！也不知自己以后嫁人有没有母亲这样的福气？
孩子们慢慢长大，家庭开支与日俱增，母亲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让阿珍尽快出来做事好贴补家用。她从没想到这个女儿真的能够考上县中，县城，那几乎是她想也不敢想的世界，她活到这岁数都没去过。现在，眼见女儿读书一骑绝尘，跟她的初衷越离越远，她的忧虑与日俱增，只能不时地在阿珍父亲耳边絮叨：“女孩子，别读那么多书。给她初中毕业了就去读个师范，或者卫校，这样再供她两年就可以出来了，她早点领工资可以供她弟弟读书。”尤其是阿珍每个月在跟父亲要生活的时候，母亲在旁边看着，那眼神说不出的心疼，免不得又把让阿珍早点出来工作的话絮叨一遍。
阿珍总觉得，母亲的话透着一种让她不舒服的味道，她反感于母亲的眼光见识短浅和自私的心态。她说：“我不读师范，也不读卫校，我要读高中。”她没说要考大学，因为在当地，能读高中的女子已是凤毛麟角，考大学更是不可想象。她只是不想遂母亲的心愿。
母亲气坏了：“读高中？！还要读三年，家里哪来的钱？”母亲见说不动阿珍，便经常给父亲吹耳边风：“读高中要三年，等她考上大学了还要读四年，你把这把老骨头卖了才能供她读大学。”
久而久之，父亲也难免心中动摇了，他开始试探着问阿珍：“你真的想读高中？读师范或者卫校怎么样？”
没想到，阿珍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父亲，你说过，只要我能读书，砸锅卖铁也会供我的。你不能说话不算话。”
父亲从没听阿珍说过这样重的话，有点不好意思，连忙说：“好吧，你好好读书，钱的事情我给你想办法。”他突然明白这个女儿长大了，已经开始有自己的主见。
阿珍明白自己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也感到自己向更高学府深造的希望就像悬崖边的石头，摇摇晃晃。她一方面想好好读书，向父母证明自己，另一方面又唯恐自己的心愿被父母一句话打破。在这种纠结的复杂心态下，她上课时常会不由自主地走神。
初二下学期的期末考，全班六十四个同学，她排到了第三十八名。
父亲看到这个成绩单难以接受，冷冷地对阿珍说：“你可是脱产读书的，没用种田没用种地，我们那么辛苦来供你，这个成绩，你怎么对得起我们？”
父亲的话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像一根针深深地扎进了阿珍的心。她默默流泪，无言以对。
母亲幸灾乐祸：“这下不用读高中了。”
阿珍明白母亲的态度可以不理，真正决定她命运的是父亲。整个暑假，她小心翼翼，不敢违逆母亲，尽量多干活，看着父亲的脸色行事，尽量让父亲做工回家就马上吃上热腾腾的饭菜，这样父亲的情绪就不会太暴躁。整个暑假，她过得如履薄冰。
这便是农村孩子的可怜之处，父母永远不会关注他们的心理状况。其实阿珍除了要承受来自原生家庭的巨大心理压力，还要面临来自同学的压力。
县中读书的孩子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像阿珍那样的内宿生，一般家境比较普通，性格偏内向；另一类是外宿生，一般家境比较优越，性格较开朗大方。
阿珍更乐于跟内宿生交往，那样子至少不会太自卑。但班主任偏偏分了全班最活泼的丽景跟她同桌。丽景不仅活泼大方，而且能歌善舞，是全校公认的校花。
阿珍对自己的同桌已经不仅仅是羡慕这么简单了，她跟自己简直是天差地别。丽景每天都穿得衣着得体，漂漂亮亮地来上学，阿珍一年四季永远只有两套换洗的衣服，甚至闷热的夏天都不得不穿上那身大了两个码的宽大校服；丽景身边有无数的同学围着她转，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喜欢跟她玩，连老师都特别喜欢她，而阿珍默默无闻，不敢主动去跟别人交往，更不敢跟老师交流，除非是同学主动来跟她交往；丽景是全校校花，下课的时候时常有男生悄悄地给她塞纸条，放学的时候有男生主动要求送她回家，阿珍知道自己长相普通，而且全身晒得漆黑，不敢奢望有任何一个男生会对自己青睐。
阿珍和丽景两个本来相安无事，可是有一天，丽景突然回到座位上气冲冲地就把书一摔，骂道：“谁说我考试偷看了？乱嚼舌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