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春节后不久，我拎着一个长方形的行李包，哥哥送我到市区长途汽车站，买张到上海的车票，又给我二百块钱带着。车站满下都是节后返城的人，大多是带着大量行李的民工。车是临时加出来的夜班车，都是皮座椅，做得满满当当，行李绑在车顶，傍晚前后出发了。出发前哥哥托了一对上海的夫妻路上照顾我，女的是我们当地人，男方看上去岁数更大，不过夫妻俩看起来都很正派知性，是文化人的样子。市区直发车开得很快，一路上除了当中去趟饭庄，驾驶员吃个晚饭，乘客抓紧方便一下，其余基本没停过，市区的车不会兜圈子拉客，他们不缺客源。昏暗的车厢里，大家都沉睡着，我忐忑不安又毫无头绪。
来上海并非完全由自己决定，虽然工作单位情况日渐不好，家里希望我能出去谋求一些发展，但一个女生习惯于熟悉稳定的环境，并不太敢抽身脱离，何况那个时候公司还没到下岗解散的地步。几个月前父亲在我的办公室打个长途，和上海大姑联系过，只是说下家里的情况。在这之前的暑假里母亲还带着弟弟来过一次上海，大姑对我的情况有些了解。所以在哥哥通知我动身的时候，直觉是应该听从安排，抓住时机奔赴大上海。但那时我对大姑却并不熟悉，有限的几次见面都在她返乡探亲急匆匆的过程中，其余都是在家里人的谈话中了解她。我看到她对我们家、对哥哥姐姐的好，也相信她对我会一样。
大巴车在凌晨的夜色中开进上海北站，缓缓停了下来。我拿着行李紧跟上那对夫妻俩，他们真的尽心回应哥哥上车前的几句嘱托，带我乘上出租车，俩人在车上商量一下，把我送到五十一路通宵车站台，关照我等车来了坐几站路，到虹口公园下车。看着他们的出租车远去，我一下子独自面对沉寂中的整个城市。上车前，哥哥临时跟我解说，大姑家在SH市的东北角，从北站的方向怎么过去，他在南通读书时，曾经一个人去过姑姑家。但我现在只觉自己深陷一片陌生中，没有一点方向感。车没来，天还很黑。
早晨六点钟敲开大姑家门，她已经等我好久了，后来告诉我，她一夜都没睡着。简单吃过早饭，送走上班的姑父和表哥卫东，姑父从部队离休后在朋友的公司里任个闲职，类似顾问。表格卫东在大众出租车做教练，培训驾驶员，后来升到总部，有一辆别克商务车上下班开着。大姑也退休了，隔一天去附近的上海外语学院做保洁，姑父后来笑说她那点工资不够家里拿出去的礼品。大姑还是坚持去上班，她说拿出去的东西是家里多出来的，还的人情也是同事曾借过不少钱，是表姐张洁出国澳洲留学时凑的学费，还说她挣了工资就能花自己的。退休前大姑长期在部队安排的街道工作组上班，没有一直做家庭妇女。
大姑在家的时候就会和我聊天，多是她说我听，开始的时候她还非常关心家里的每个人，大家的情况都问一遍，听到都比以前好就很开心。但她也说我刚进门时穿的大棉袄像是东北来的，她说电话里只听说我工作情况不好，想来上海看看，她没有叫我来。后来她就会讲认识的老家亲戚，大多是年老的长辈，早年时对她有哪些帮助，她怀着感恩的心记得清清楚楚。还有在上海碰到老家来的人，哪些人在她关键时期伸出援手，这些我了解的并不多，她和我说清各人的关系，有过怎样的交往。在她的叙述过程中，我了解她来上海后的生活，她还教我简单上海话，在街道工作组的同事里有不少是本地人。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空闲在家里，没工作没方向，大姑经常和姑父商量到很晚，我也自觉回到自己住的小房间，等到睡觉时，大姑再回来和我复述一下。工作很长时间没有落实，春天的时候姑父还因为轻微中风住一次医院，每天姑妈准备好饭菜，让我送去四川北路上的第四人民医院，病房都是老干部，大家都挺客气，羡慕姑父家里有人天天去。姑父出院后，帮我介绍一次导游学校的大专课程，因为家里的学费没能及时寄到，后来不了了之。大姑又托同心路舅妈介绍酒店服务员工作，她是小姨奶的儿媳，老公小时候是大姑带大的，跟着老公叫大姑姐姐，后来因为酒店星级较高，外形条件不够，服务员也算了。
再后来天气渐渐热起来，我呆在家里没事，清早会跟着姑父一起去跑几个菜场买菜，回来后大姑给猪肉整理做各种分类，红烧肉切块，炒肉切片切丝，按次分量，冻在冰箱里随吃随取。我把蔬菜摘好洗净，在下午大家下班回家前，用电饭煲煮饭，大姑每天教我炒两个蔬菜。就在这段时间，我知道炒菜油锅要烧热、红烧热要小火焖酥，烧出来的菜味道更好。
大姑还在帮我想办法，她去找对门的邻居，在天鹅宾馆工作，看看有没有机会。又带我去宝山找表姐陈健，她是二姑的女儿，小时候送在大姑家寄养，后来在常熟的部队啤酒厂工作，经过大姑的同事介绍嫁到宝山大场。大姑想托陈健帮忙想办法，可是她自己婚后几年都没上班过。回家的路上经过五角场，大姑给我买了几块布料，我们回家自己裁剪，做两件连衣裙，两间睡裙，我的行李里没有夏天的衣服。
在左右突围中，姑妈想了很多办法，有时让我自己上街转一下，她说出门不过马路还会走回原地，后来知道这里是一块大的三角地，我在街面上看到有饭店找服务员，却怯懦地不敢进去询问，这时上海话还听不懂。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聊一会，姑妈既安慰我也像自己鼓劲，她说总会有办法的，工作是死的人是活的，可在陈健那里，她也会说我一点心事都没有，人还胖了。我理解她想要帮助我的心，也感受到她承担的压力，每次她一鼓劲，我也给自己加油，一定不能回头了，几个月下来，哥哥已经去轮船公司办了停薪留职，我没有退路了。
夏天晚上，我看到附近的鲁迅中学有夜校开班招生，招生简章贴在大门口。姑妈说你去读吧，学点东西总是好的，我报了电脑初级班，和会计基础班，把身上带的钱都花完了。暑假结束前拿到了电脑初级证书，八月底同兴路舅妈来说工厂招人。她原来开出租车，认识了小区里一个海归老板的妈妈，介绍她去浦东的工厂开班车。舅妈把我介绍给负责人事的老周，老周又把去面试的我带到谢老板面前，老板开给我五百块工资留下了，自此我从办公文员做起，八年后做到外贸业务部单证员，并经历了住进厂舍、结婚生子和自考离职。
工厂规模中等，专门生产装饰灯具，有玻璃彩绘灯罩，也有彩色玻璃电焊拼接的叫梯凡尼灯罩，灯座电镀成青铜色，配套组成艺术灯饰一起出售，有淮海路商场里有专柜零售，主要是集装箱出口美国。老板是美籍华人，部队出身的军二代，留美后和台湾人结婚，回国投资，在上海、南京和大连都有工厂。我们认识的老板娘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大连人吴小姐，她长期留在上海，直到两千年左右才带着女儿办成美国移民。工厂员工有很多，都是年轻人，有一批从扬州的一家职业学校毕业，对口招进工厂做手绘工，虽然是工人待遇，但因为有专业技术都自视甚高，工厂还提供宿舍和食堂。手绘工对灯座车间的喷漆、装配和打包工人不大看得起，各自形成小圈子。
办公室的管理层都是上海本地人居多，九五年前后，上海有大批下岗工人，正好浦东新区在大力开发中，给他们自谋出路找到很多机会。当时浦东沿着张杨路往北，和杨高路中间都是成片的待开发地区，新的工厂一个连接一个，再远点还有金桥工业区，张江高科园区也在雏形中。进厂不久，谢老板招来新的总经理姓孙，组建了自己的管理班子，后来想他大概是有职业经理人的气魄和能力的。因为之前老板不在上海的时候，都是吴小姐负责管理，管理层还分两派，管人事的老周人缘好，和管生产的刘经理不对付，两人还动手，吃瓜的员工们跟着起哄，吴小姐狠狠训斥各方。
孙总重新展开招聘，招聘高级文秘，吉林大学毕业的曹德智，长相文弱性格内敛，老家是我们邻县。此外还有负责生产的各工序中层组长和新的会计，有男有女，都是三十岁左右精干力量，办公室一下子热闹又活力起来，各种新的管理手段都用上，考核、评比、通知一张接一张。孙总嫌弃我打印的书面通知格式不好看，字体太小，叫过来一顿批，让我多和曹德智学习。可是对吴小姐，孙总却没有合适的安排，在经理室里的位置，孙总正对着门，吴小姐就侧对着门，形成犄角之势。过不多久，孙总在下班后找管理层谈话，接着各办公室人员都挨个签字，联名向谢老板投诉吴小姐，要求把她请出工厂，结果却恰恰相反，孙总和他组建的管理人员，除了个别人，都被解雇了。
在孙总等人办理离职手续期间，他私下请大家吃顿饭，对坚定跟随他离职的会计大加赞赏，对留下的人也说理解，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大家都相互了解很多，对工厂管理正规化也有期待，对结果也有无奈。离席前，我咨询孙总以后的职业发展方向，他考虑一下说还是文员吧。而我当时已经感觉到自己没有学历，文员也没有专业技能，都不是长期发展的资本。我和曹德智一起回家，她住在五角场，爱人是部队的，听她说父亲是位高中老师。当时对她的高学历背景非常钦佩，她已经去金桥面试了一家外资公司，工资待遇都比我们工厂好。她说你还年轻呢，还可以再学。
那时经过半年的夜校培训，组织参加市里统一考试，已经拿到会计上岗证，还有电脑初级之后又接着考到中级证书，可是我仍然不敢离开有着熟悉同事和环境的工厂，只是在新民晚报上试着找招聘信息，面试过一两次，还是觉得学历不够。我找吴小姐聊了一下自己想要继续工作下去的想法，基于实际工作需要的考虑，或者我并不是孙总招聘的人，她留下了我。仍然留在生产部门，继续做文员，在需要时候参加工人们一起劳动，没有机会接触实际财务操作。老板的妹妹谢小姐做出纳，她说考到上岗证不做会计没用，她是会计学校毕业，常年备考考注会。
随后老板安排谢小姐的男朋友、后来的丈夫李总进公司，还有一位秦总负责生产，慢慢地吴小姐淡出公司管理，李总逐渐成为公司日常的总负责人。李总很有才干也很年轻，被人称为神童。进公司后，逐步理顺管理层架构、车间各工序工艺成本，同时对原有人员重新任用，树立起威信。这过程中李总给我加过一百块工资，利用我的进取心和生产部文员的位置，进一步控制生产管理权。譬如在赶外贸订单时让我盯牢车间进度，开会时故意问我私下已经统一口径的看法，这造成我和秦总的矛盾。秦总步步退让，最后沦为李总的下属，而无疑是我成为那个尴尬的利用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