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静静地躺在火边，即使是被滚烫石板烘烤出的热馕的香味也无法让我感到饥饿，我的胃袋像被绳子捆绑着一样痉挛。河对面升起的阳光刺得我的眼睛有些生疼，那团腾跃在水面上的薄雾让我想起了加莱海岸线上清晨的水汽。今天的雾很重，几乎像牛奶一样，今天会是一个温暖的日子。
尼斯卡姑妈轻推了我一下，她的眼神里充满了疑问。她看起来比我离开时老了，头发现在大多是灰白的，眉毛有些稀疏。她也瘦了，但依然强健，她是生活在森林里的女人。她说：“我说我们今天会在河上慢慢来，听从自然的旨意。”
自然的旨意？我注视着她的嘴唇，试图理解她的话语。今天早晨我听到的一切都像远处急流的低沉轰鸣声。
“你的耳朵有问题吗？”
我沉默地对她点了点头，但又有一些烦躁。我的听力越来越差，耳朵里彷佛被塞了块棉花般，耳朵里又像是湖畔围堰里栖息了千万只鸣虫般，大多数时间都听不见了。
尼斯卡姑妈从我的包里拿出一支注射器，准备给自己注射时，那种几乎和药物本身一样甜蜜的宽慰感涌上心头。她背对着我装载独木舟时，我偷偷地把针头插入我青紫的手肘内侧的静脉，然后仰头叹了口气。努力避免回忆的挣扎和尝试已经不再值得，几分钟后，当尼斯卡帮我上了独木舟，我靠在我的背包上安顿好后，我就让自己的思绪随它去吧。
她把我引向了水流，流水的声音渐渐弭平我的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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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雾依然没有散去多少，麦卡恩中士告诉我们这是件好事。肖恩·帕特里克和胖子在我前面，我们蹲着沿着通信壕沟前进，通向前线壕沟。炮弹的呼啸声让我们低下头，当线路上的某个人减慢速度或停下来时，后面的人就会撞到他，这是艰难的挪动。壕沟底部铺有防滑木板，使我们的脚不会陷入底部积聚的泥水中。麦肯早些时候告诉我们，通常我们会在晚上进入，但今晨的雾气允许我们在白天移动。列兵们在训练中被反复教导，在己方阵地的挖掘和修复掩体、对敌方壕沟的突袭、侦察和铺设铁丝网都必须在夜色的掩护下进行，而我们也准备这样做。“黑暗是你最好的朋友，”麦肯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地手舞足蹈道。“小鬼们，这是我们在过去四十年里与非洲人、与俄国人的交战得到的这个血教训，可要记好喽，相信我，德国佬们是会杀了你们的。”
当担架手经过时，我们被挤到壕沟的另一边。我尽量不去看被抬走的人，但偶尔我会看到一张脸，要么是痛苦地扭曲，要么被标记了黄色的M，意味着他已经被给予药物，正在梦想着另一个地方。这让我想起了灰眼睛，想到他，我又想起了以利亚，自从我们来到这里，他变得沉默、专注和严肃。我看到以利亚的眼睛在发光，他似乎就像那好斗的虱子，正在这个卑劣的地方吞食恐惧和在疯狂中寻找养分。我耸耸肩又摇摇头，“他是个好士兵，”中士一定对他非常满意，我是这样的想。
我们就这样在交通壕里，停停走走，最后我们到达了前线壕沟，至少前面的人是这么小声说的。
这个壕沟看起来和我们几小时来穿过的其他壕沟一样。但这里的士兵们两三个一组坐在壁上的洞里，他们的脸颊瘦削而脏兮兮的，淡蓝色的粘土蹭的到处都是，使他们的眼睛看起来过于白和大，所有人都脏兮兮的，包括那些军官们。其他人则把高高的贴有玻璃片的金属盒子靠在墙上，通过它们窥视堑壕对面的人正在做什么。是的，这些是不久前我们被教授如何使用的潜望镜。麦卡恩让我们停下来，他去寻找一名阵地军官。
被叫做吉尔伯托的人擦开一只火柴，点燃了一支烟，猛地吸了一口。他那粗壮的胳膊上覆盖着闪亮的黑色毛发，像夏季哈德逊河畔的熊一样。如果他的眼睛在微笑时两侧不是温和地皱起，他会吓到我。
格雷夫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沙哑着嗓音向他低声嘶嘶地说：“伙计，把烟灭了。德国佬们会看到你的烟，然后砸几个炸弹在我们头上。更糟的是，军官会过来，如果你不想被挂在......”他翻了翻白眼，“红帽子军官们会用浸了挞笞你的后背。”
吉尔伯托身材高大，肩膀宽阔，并不像其他人是矿工或伐木工人。他家温暖的西边，听说他父亲在家里种水果，我喜欢他是因为他的英语和我的一样糟糕。他立刻扔掉烟，卷烟被丢尽一个水洼里没有冒出一点动静。而旁边一个掩体里的两个士兵看着我们笑，然后漫不经心地他们点燃了自己的烟。那是些劣质的美国烟草，很臭，但也很好的掩盖了死亡和腐烂的气味。
“圣艾洛伊的战事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其中一个人一边说，一边把烟蒂整齐地夹在他前牙应在的位置。“现在的舞会在索姆河。”
麦卡恩带着一个又高又驼背的军官回来，左耳裹着血污的纱布，那人看起来像是想哭泣。他说话很轻，我注意到麦卡恩必须向他倾斜才能听到，他们看起来像是两位老奶奶在交换秘密。军官手里拿着一根带有沉重头部的长棍，敲打着他靴子的脚趾。麦卡恩向我们示意，我们开始弯着头穿过一些或坐着、或睡觉、或低声交谈的士兵。偶尔我们会经过一些狙击手，他们在铁板后准备好了他们的罗斯步枪。铁板上的小门滑开，狙击手开枪，然后再关上方块，这时我听到德国子弹撞击铁板的声音。我觉得这像是一场游戏，但是一场你绝对不想输掉的那种。
我们找到了我们的新家——一块“没有被开垦”泥土和一桶泥巴，哨子声响起，立刻开始工作，使它变得适合居住。我们在壕沟的两侧挖了一些浅浅的洞穴，作为伸展腿脚和能睡觉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尽可能地在这块巴掌大小的泥土中挖掘并宣示自己的领地，然后用稀泥抹平墙面。接着胖子开始抱怨没有一个洞穴足够大，让他能够躺进去，所以我拿起他的铁锹帮他挖了一个更大的。完成后，我找到以利亚，他不知道从哪里捡来半块儿被烧焦的草垫，就这样我们默契地共享一个空间。
那一天剩余的时间很忙碌，士兵们都很紧张。我们听着不同类型的炮弹声和落弹声在我们头顶呼啸而过，麦卡恩介绍了一位名叫汤普森的下士给我们。他的身材不比一个矿工家的孩子大多少，但他的脸很老，蓝色的粘土深深嵌入他的指甲和皮肤的纹理中，以致于我根本无法判断他的年龄。
汤普森讲解了很多，但我能感觉到他很警惕，不太喜欢陌生人。“如果你听到有迫击炮弹在你附近砸下的声音，知道如果你快的话可以逃跑。”“嘘，”肖恩·帕特里克吹了声口哨，“然后，噗。”汤普森下士用手狠狠戳着肖恩的脖颈说着，“对，就是那种声音，迫击炮发射的时候就是噗的一声，那种炮弹是你唯一可以提前找好掩体，尝试去躲避的炸弹。大炮发射的炸弹你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听到，如果是夜晚，你可以看见炮口的光亮，不过你只能祈祷它们不是朝你来的。现在仔细听着，孩子们，最危险的其实是小炮弹，拖着‘叽叽喳喳’尾音的那种，听起来像远处嗡嗡的蚊子。你一听到它来临，就要趴到地上，尽可能地把鼻子埋进泥里。”
“比如，”汤普森下士伸脚将肖恩踹到在地，猝不及防下，肖恩脸朝下摔进了泥水里，“就像这样。”
我们睁大眼睛，仔细聆听着下士的讲话也没有理会肖恩的小动作以及他最后的跌倒。仿佛是为了强调汤普森的观点，德国佬们的炮弹在不远处呼啸、轰鸣并爆炸。当一颗异常清晰地飞过我们头顶时，汤普森说：“那就是德国人的野战炮，两三发就能能在炸塌半条交通壕。”
另一颗炮弹从头顶飞过，像沸腾的茶壶发出哨声，然后就消失了。“你们必须学会畏惧这种呼啸声，虽然那炮弹只有四英寸，但却异常精准而致命致命。”
他停止讲话，把手插进口袋。然后他转身离开我们，边走边吹口哨。
我们互相看了看。“那个人真奇怪，”胖子说。
我知道，如果想要活得久一些，要仔细听从汤普森教给我的东西。
到了傍晚，当我们加固了我们的壕沟部分后，以利亚和我躺在泥坑里，看着头顶的飞机翱翔、俯冲和互相缠斗。它们飞得足够低、足够近，我们很快就能分辨出我们自己的灰黑色飞机和德国人的飞机。它们像鱼鹰一样俯冲，喷出小团黑烟。偶尔会有一架飞机突然失控，然后旋转着坠向地面，在壕沟的凸起处消失，爆开一小片烟尘。
“我多希望我能像那样飞行，”以利亚用家乡话对我说。“我希望我能像鸟一样飞行，”他重复着，像个小男孩一样仰望天空。“也许有天飞行员会带我上去。”
“至于我，我更愿意躺在地上的泥土里，”我回答。“想到从那么高的地方坠落，让我感到眩目和恶心。”
每天傍晚日落时，我们都被命令做好准备，手持步枪，头部刚好在壕沟的顶部以下。我们站在麦卡恩所说的开火线上，蹲着，等待德国人的攻击。这就好像是每日黎明时和日落前的交谈好的固定仪式，天色将亮不亮的时候，双方都喜欢互相射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