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恒帝国吞并了泽龙中学以后，孙世章主席——彼时为明恒内部的流亡国君，秘密联络了仍在那里生活的刘邓凯。刘邓凯随即号召泽龙子民同时向明恒帝国发出请求，要孙世章主席重回泽龙，接受其管理。而孙世章也是如此。
易明勋本不想让孙世章回到那里，因为这样无异于放虎归山，可如果不这样做又会有损帝国的政体制度与易明勋的名誉。所以他只能将之“放走”，不过易明勋也并没有就如此罢休。
他亲自调整了关于泽龙中学的贸易和进出口业务上的指标，并将计就计，给予了他们看似高度的自治权：例如有权制定适合本地发展的政治、经济制度，较其它统治范围内更自由的治安力量建设（没错，就是‘治安力量’，不是‘武装力量’）、等级制度、自立基础性法律条文等。但同时以此为由加大了泽龙中学的政府税务负担和贸易限制。
这样一来他们每个季度所进出口的商品货物都会有一定的上限。这些上限并不低，足够满足基层人民的生活需求甚至有余，但却制约了泽龙的经济基础，使其无法发动任何大规模消耗性活动，例如政变、战争、控制或垄断市场资源、大规模出入境移民、因大规模人口增长或减少的而导致的供给平衡倾斜等。
而且在有了固定的贸易上限后，泽龙对于任何一个地区的进出口关税都被降至了一个同样的上限水平。因着阵营文化特色和这种条件，他们无论何时都不会在贸易中吃亏。这对基层人民来说固然是件大好事，但对孙世章等人来说却是非常不利的一点。
这意味着他们的处境依然与被当年的棠承所控制之时相差无几，只不过这次被麻痹和控制的不是泽龙领导层，而是基层的人民。
孙世章等人几近被架空，只对于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制度、治安力量还有一定的权力，其余时候基本只是明恒帝国用以统治泽龙中学的傀儡与陪衬。这一点让以孙世章为首的泽龙领导集团夙兴夜叹，他们原本还抱有信心重新光复泽龙以往的年华，但此刻，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的心理已经发生了变化。
孙世章并不满足于明恒帝国的统治，像隗瑛一样，他也是一位骄傲而有才干的领导者。他不满于服侍别人，于是以他和刘邓凯、赵葛为首成立了“亲王党”，于此之中被提拔与重用的各路新选拔出的部将、领袖的头衔也从军长、将军变成了“亲王”与“地方名＋王”，而孙世章重改其主席头衔为“王上”。
可在柯泽、闫义晋升成为泽龙中学旧制度中的“军长”职级时，满足于现状、愿意为明恒帝国效力的他们认为民众的需求才是最重要的，现如今人民的生活在明恒帝国的统治下有着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明恒帝国的领导、易明勋的恩荣是不可被质疑的，否则承受更多苦楚的只有已然百经波折的人民群众。
所以他们在孙世章成立“亲王党”之后对其失去了信心，自己成立了“忠民党”，并在这之内保持着泽龙的传统，职级头衔称呼、等级制度依然不变，以“军长”和“将军”为代表。
泽龙中学的变化让优势巧妙地倒向了易明勋一方。不稳定的统治范围内发生政治争端正是易明勋想要看到的，而且更倾向于自己统治的那一派的矛盾理由是如此的正当、亲民，无论是在舆论还是国家根本力量上，易明勋和柯泽、闫义都不吃亏。易明勋也可以借此而理所应当地协助柯泽与闫义进行关于明恒帝国的“传教活动”，使明恒文化深入泽龙人心，用以稳定政局。
但孙世章在“忠民党”成立的那一刻也意识到了这点，他无法公开对抗以人民为后盾的忠民党，但不代表他脑子里没有时刻心念着取胜的办法，尤其在他与李明堂大校通了几次电话之后。
就此，泽龙中学的政局发生着日益严重的分化：“亲王党”的领袖们更在乎如何去追求荣誉、权力与财富，追随他们的人民也大多狂热而偏执，但却更具有力量、勇气与坚定的意志；而更在乎民生与民权方面的“忠民党”则不然，他们的追随者大多都是乐于安稳生活、追求公平公正的才学之士，掌握着更多的知识，致力于构建社区的和睦氛围，但也不乏些许的游手好闲、更主张平均分配的懒惰成性之徒。
如果说何德体校中，李明堂政治集团与郭继然、吴求组合的冲突是两个阵营之间意识形态矛盾的话，那么泽龙中学中“亲王党”与“忠民党”之间的矛盾则是同一阵营之间分化出的两个极端。易明勋的这一步棋要比他在何德与棠承分别布置下的猎网更具威力，但也正因如此，明恒帝国政局的不稳定因素再一次增多，倘若在将来他无法将之彻底解决，这会成为撼动明恒帝国统治的巨大威胁。